读史:邓小平用诚信打动李光耀——回顾中新建交的历史瞬间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一度十分冷淡。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地缘政治的发展,根据毛泽东“一条线和一个面”的战略思想,争取团结各国政府,共同对付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扩张成为重要目标。这样,打开与新加坡的关系,对我国开展东南亚国家的工作日显重要。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从1970年末,我国逐步调整了对新加坡的政策,指示中国驻外代表机构主动邀请新加坡外交使节参加中国的国庆招待会。我国的积极姿态,得到新加坡的理性回应。双方的第一次接触是1971年新加坡首次派乒乓球队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乒乓球友谊赛。接着,我国于次年派遣乒乓球队到新加坡进行友好回访。

1974年5月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访华。5月31日中马两国建交。这无疑对与马来西亚曾为一国的新加坡,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暗暗地起到助推作用。1975年3月,新加坡派外长拉贾拉南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他。拉贾拉南的访华,既表明了友善,又表现了疑虑。他对周恩来说明,由于邻国对新加坡以华裔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特别敏感,新加坡只能在印尼同中国复交之后,才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围绕新加坡关心的问题,也阐明了中国的立场。

1975年6月泰国首相克立•巴莫访问中国,7月1日中泰建交。有高度政治智慧和策略艺术的周恩来抓住时机,请克里•巴莫向李光耀传话,邀请他访问中国。睿智持重的李光耀对周恩来的邀请没有立即作出回应。1975年9月周恩来又通过伊朗首相胡韦达向到访伊朗的李光耀转达对他的访华邀请并强调说时间已经不多了。李光耀也注意到报载周恩来住院的消息。于是,他决定于1976年5月访华。遗憾的是未等他成行,周恩来已于1月8日逝世。


打破坚冰

李光耀的首次访华,在外交上堪称“破冰之旅”。他意欲充分利用这次经过长时期酝酿才定下决心的访问,尽量多看看中国。中方理解他的意图,尽量满足其愿望,细节上力避敏感因素。李光耀也谨慎从事,为避免他是以炎黄子孙的身份引起“寻根问典”非议,特意在他率领的17人代表团里安排了多个民族人士,其中有在斯里兰卡贾夫纳出生的泰米尔族的第二副总理拉贾拉南、马来族的政务次长麦马德和华族的外交部政务次长李炯才。他们伴随李光耀出席所有会议,在各种场合一律讲英语,以此表明他与中国毫无私密接触。

1976年5月10日至23日,李光耀率团首次访华。当时,周恩来逝世,邓小平下放,出面接待的是新任总理华国锋。华国锋对外交不熟,又置身“文革”的特殊环境,因此他在会谈桌上神情严肃,举止谨慎。

当时毛泽东主席年事已高且多病缠身,因此会见来访国宾均不作预先安排,而是临时视情况而定。5月12日,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突然到钓鱼台18号楼通知李光耀,说毛主席将会见他。这令李光耀遂生几分意外欣喜。因为当时毛泽东会见来访外宾,被视为是对客人的最高礼遇。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唯一能说汉语的外国政府首脑、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当时看到新闻照片的国人,无不感到震撼,与前几次的照片相比,毛泽东目光无神,已经不能正常地抬头,只能把头仰靠在沙发上。

礼宾车队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李光耀和拉贾拉南下车后被引导入内。毛主席身穿浅灰色中山装,靠坐在客厅正面的沙发上,见李光耀进来,由张玉凤和护士长扶起来与其握手。落座后,李光耀一改他惯常的自如洒脱坐姿,正襟危坐,极力保持政治家的矜持和仪态的郑重,显示出对“伟大领袖”的尊重。

毛主席身体虚弱,说话含糊,吐字不清,加之浓重的湖南口音,众人很难听懂,需由张玉凤用普通话提高了嗓门逐句重复。有几次张玉凤也不得不在纸上写几个大字,请毛主席确认无误后,再由冀朝铸译成英语。会见持续了约一刻钟,华国锋和时任外长乔冠华陪同会见。这场会见纯属礼节性的,没有太多的实质内容。用李光耀的话说,只不过是中方表达了对新加坡代表团的善意和重视。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章都作为重大新闻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会见的消息和照片。李光耀看到照片后说,(毛泽东)比当面所见到的要好。

这次简短的会见,给李光耀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若干年后他还回忆道,毛泽东当时已83岁高龄,无论是精神或者体力都很虚弱,已不像中国新闻媒体描绘的“神采奕奕”的样子了。但他看到的仍是领导过长征,坚持抗日游击战,打败国民党军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人。

李光耀的第一次访华,所到之处不多,接触民众受限,但淡释了李光耀对华的政治疑虑,回国后就放宽了公民旅华限制,允许60岁以上的人可以访华旅游观光。他的用意在于,让新加坡的华人到中国看看,会更热爱新加坡。


冰消雪融

1978年11月12日,74岁高龄的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后,续程访问新加坡,同李光耀就国际和地区形势、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彼此了解。这次会见,成为李光耀的“一次难忘的经历”。特别是邓小平听了李光耀批评甚至是责难中国在华人和共产党问题上的政策做法后,不仅没有批驳,反而问道:“你要我怎么做?”这使李光耀为之一震。他感到这与其首次访华时接触的领导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于是李光耀坦然相告:“中国必须停止马共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邓小平坦诚相告:“这需要时间。”邓小平邀请李光耀再度访华。李光耀允称,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再去。

这次访问,使邓小平在李光耀心中成为形象崇伟的人中之杰。邓小平惊人的谦虚、坦诚和敢于正视批评的勇气,赢得了李光耀的敬重和信任。

之后,我国报章杂志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有了微妙的变化,不乏赞许之意。我应《光明日报》之约撰写的《新加坡经济为何发展得这么快?》被新方人士视为“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隐性表达”。这些都被视为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观感有了积极效应。可以说,新加坡吸收和利用外资的经验,成为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考。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巨大成功和我国对新加坡政策的调整,打开了李光耀的心结,增加了他对中国的信任度。随后新加坡民间访华人数大量增加,中新贸易迅速增长,新加坡成为我国除香港外的最大转口贸易站。1979年12月29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贸易协定,1980年8月14日,两国签署协议,以执行贸易协定的名义,互设有使馆主要功能和外交地位的商务代表处。这为李光耀第二次访华铺平了道路。


第二次访华

1980年11月,李光耀挈夫人柯玉芝和女儿玮玲第二次访华。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是,李光耀刚踏上中国大地时,仍然在政治立场上充分表演了一番。

李光耀于11月9日晚抵达南苑机场,下机后就向记者散发了书面讲话。其中有谴责中国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允许他们在中国境内架设电台,进行颠覆本国政府宣传的内容。回到钓鱼台国宾馆,接待班子人员在研究对方提供的第二天国宴上李光耀的讲话稿时,见其中也有机场书面讲话的内容。大家感到事关重大,随即报告了时任总理赵紫阳。随后,副总理兼外长黄华、外交部分管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时任副部长乔石以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立即赶赴总理办公室开会。其他人则集中在接待办公室静候研究结果。

午夜12时,沈平回到接待办公室传达说,在总理处研究决定,以礼宾改革为由,告诉对方取消宴会讲话。话音刚落,礼宾司长卫永清起而反对说:“这不行!因为双方就讲话事往来电报多次,连第几道菜后讲话的细节都商定好了,怎么能突然因‘礼宾改革’不讲话了?!这说不通。况且,今后接待其他国宾的宴会还讲不讲话啊?!”议论中大家也多不赞成“礼宾改革”说。沈平缄默,别人无语,还是卫永清提出:“最好请示一下邓小平同志。”工作人员把情况随即向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报告。王瑞林答复:邓已休息,等明晨邓起床后即刻报告。

第二天上午7点半许,王瑞林打来电话,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关于讲话问题,可让赵紫阳在会谈时向李光耀提出:如果你在宴会上照稿讲了,我就必须作出答复;不然,中国人民是不理解的。但如果针锋相对地反驳,就把一场友好的欢迎宴会变成了吵架会。因此,建议双方都不讲话了。

8点半,赵紫阳、黄华等领导接连来到大会堂参加会谈,韩念龙汇报了邓小平的指示和围绕会谈的有关情况。赵紫阳表示同意。

考虑到这是赵紫阳初次接触李光耀,我们还特别把李光耀的个人背景和个性特点及重要言论向他作了介绍。李光耀一到,双方步入会谈大厅。寒暄过后,赵紫阳首先按照邓小平的口径,建议取消欢迎宴会的讲话,李光耀欣然接受。接着,赵紫阳就按会谈方案先讲中方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在讲完国际形势后,刚要讲国内形势时,李光耀突然插话:“总理阁下,我建议,能否休息5分钟?”赵紫阳只好中断,同意休息。

李光耀对国际局势和中国的立场颇有研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了如指掌。他在礼貌地听完赵紫阳关于国际部分的阐述后,再也不愿意听国内情况介绍了,便借故打断赵紫阳的讲话。片刻后,李光耀便坐回会谈桌说:“刚才和我的同事商量,我们能否就两国经贸合作的具体事宜进行讨论?比如,两国合作生产加速机,中国生产机体,新加坡生产加速器,然后组装出口。”赵紫阳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谈起,只好说:“具体合作事宜可由双方有关部门进行对口会谈。”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气氛也很友好。李光耀除谈了东南亚地区形势和一些国家对华疑虑外,说明印尼近几年不会与中国复交并再次强调,新加坡必须在中国与印尼复交后才能与中国建交,请中国方面理解和耐心等待。

按照日程安排,11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将会见李光耀。当时,正值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期,华国锋已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在礼宾安排和陪见规格上可见一斑。在座的只有副部长韩念龙和两位司长沈平、卫永清。见人太少,临时把我这官低位卑的副处长也拉上凑数。李光耀进来后,虽是熟人相逢,但彼此拘泥于礼仪,郑重有余。由于没有实质性会谈内容,双方在相互问候过后,只做了简短交流,会见便很快结束。

晚上,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李光耀和夫人一行。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财政部长王丙干和文化部长黄镇等陪同出席。双方虽不发表正式讲话,但始终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席间,军乐团演奏了新加坡和中国名曲。

11月1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李光耀。再次见到邓小平,李光耀的尊重、热情和友好溢于言表。两年多国际和东南亚形势的变化,使李光耀更觉邓小平是位高瞻远瞩的人。李光耀认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成功,对整个亚洲及地处东南亚的新加坡都有好处。中国繁荣了,各国就多了一个好的贸易伙伴。”

邓小平着重就国际形势与李光耀交换了意见。他坦言:有的国家认为,东南亚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这个问题应弄清楚,否则不可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中国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还要人家的地盘干什么?!中国要摆脱贫困,绝不是本世纪末的事情,甚至还需花下个世纪的一半时间才能达到。我们现在的国策,就是永远不称霸。希望新加坡朋友做做工作,使他们了解中国的真正意图。中国总是从反对霸权主义这个全球战略出发考虑问题。中国希望有个强大的东盟,东盟越强大,团结越牢固,越好。会见后,邓小平设午宴招待了李光耀。

因为当时两国没有建交,李光耀虽然享受到最高的接待规格,却不是最高的接待礼仪。所以这反而对他携眷畅游神州、感受中华文化带来便利。李光耀一行情绪轻松,兴趣盎然地游览了中国的壮丽山河,留下了美好印象。

李光耀在参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时,以含着深意的目光向挖出头盖骨的圆洞注视良久。拉贾拉南走上前开玩笑说:“你的祖先就是从这个洞里爬出来的。”李光耀反唇相讥:“你的祖先也未必不是从这个洞里爬出来的。”他们参观游览了承德皇家避暑山庄,又乘游轮从重庆沿江而下,直至宜昌,历时一天半,饱览了长江三峡秀丽风光。那高耸入云的险峰峭壁上,数千年前镌刻的大字,历历在目,让他们肃然起敬。李光耀胸中回荡着对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创造文明历史的由衷赞佩。他不由自主地用汉语向全程陪同的韩念龙赞美着、评议着。而韩念龙则一直用英语与他热情交流。众人对他们各自用不太流畅的对方语言交谈,感到彼此尊重的欣慰。

11月20日李光耀一行到达武汉,访问了汉阳翠微峰下的名刹归元禅寺。寺域绿树成阴,鲜花镶道,崇楼高阁,炳焕庄严。殿堂肃穆辉煌,香客众涌虔诚。这使贵宾们十分欣赏与敬慕。

11月22日李光耀访问厦门鼓浪屿,更令其难忘。在那里,他听到熟悉的福建乡音,感到欣喜。他们遥望一水之隔的金门,吃到传统的菜肴和小吃,特别是真正原味的薄饼,觉得都比新加坡的好吃。这使他们想到,这里是新加坡大多数人的祖籍故乡。即使不是福建人,也多是取道厦门去南洋的。

在访问旅途上,李光耀也另有感慨。他看到三峡沿岸的纤夫,仿佛感到时光在这里凝滞不动了。在武汉一所大学里,他们见到教授的英语说得生硬,在图书馆埋头用功的学生,阅读的竟是50年代出版的英文生物课本,令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10多天的行程,使李光耀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东道主毫不拘谨,领导人和官员都更加开放自在。他们不再回避问题,坦然谈及灾难性的10年“文化大革命”,更加愿意讨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以及未来所面对的问题。中国变得更自然、更自信了。

不久,中国调整了对马来西亚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的具体做法,终止了其设在中国境内的电台广播,从而扫清了中新两国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

李光耀的两次访华,奠定了中新两国关系的牢固基础。1990年8月中国和印尼复交后,中新于当年10月3日正式建交。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双方在政治、经贸、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新加坡目前是我国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中新两国对国际和地区事务有着广泛共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东盟的对话国,成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伙伴,国际政治事务的盟友,信任友好的睦邻。中新关系的发展,对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笔者:刘一斌(中国外交部外交笔会副会长)



读史:邓小平用诚信打动李光耀——回顾中新建交的历史瞬间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加坡中國学者学生聯合会):